凉山州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9年保持“双增长”

⑥［日］芦部信喜著，林来梵译：《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格劳修斯又转而借助一种意志论的契约理论，从而使得他确立一种抽象社会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社会现实的存在依赖于共同体对其恰当名称的持续使用。

（EC, 2.28.4） {4}道德这一复杂观念表征的是行动和规则之间的关系。{20}从概念上讲，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是维护自然法秩序的权力，是它的构成性组成部分。洛克指出，这三种社会的目的、约束力、范围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具有一个相同地方，即这些社会都不具有立法权。在这一过程中人才有可能进入到道德行动的范畴内，才有可能从受趋乐避苦这种自然必然性制约的范畴中进入到自然法的范畴中。列登在为《自然法辩难》所做的导论中指出，洛克在《自然法辩难》中，分别从认识论和道德义务论两个角度阐述了自然法的问题，而这两个角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分离。

在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解释中，‘自然既意指本源性的东西，也意指历史必然和恒常之道。因此，我们看到，自己一生中很少有时间能免除了这些不安，使自己自由趋向较远的不存在的好事的吸引力，很少有时间，我们能逍遥自在，摆脱了自然的或养成的各种欲望的苦求（EC, 2.21.45 ）。经由释宪者来引导立法者的保护义务的具体化，此亦是释宪者的任务。

由于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具有高度抽象性，因此，必须借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对劳动权内涵、保护措施等具体化，这种由立宪者在宪法内，规定由立法者有所作为的指示，可称为宪法委托(15)。②Dieter Grimm，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Georg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37.③克里斯提安·史塔克，李建良译：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台北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当劳动权遭受第三人的侵害时，被害人权利因其处于劣势地位而无法得到保护，劳动权本体论研究又陷入困境，难以贡献具有知识增长意义的理论。然而，劳动权的客观法功能却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因此遵循客观法以及客观法再主观化路径对我国劳动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兼具有客观法与主观权利双重属性。因此，劳动权的保护程度基准，对于劳动者而言，应以其自由权为上限，即国家保护义务不得侵犯劳动者个人的其他自由。

如在资方拖欠或无故克扣工资时，应保护劳动者有足够的物质抑或金钱以维护其人性尊严。笔者认为，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的审查基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探讨。作为基本权利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存在密切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劳动权兼具客观法与主观权利功能的双重属性，国家保护义务是劳动权的本质内涵。从我国《宪法》规范看，第42条第1款只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未明确规定劳动权的请求权性质。

(18)孙国平：中国劳动权保护的现状与未来，《河北法学》，2010年第8期。立法机关应构建的制度包括：工作制度、劳动者团结制度、集体协商制度、集体行动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作环境制度等，这些制度跨越公法与私法，构成劳动权最终落实的前提性因素。根据法治国原则，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应受宪法约束。其次，劳动权具有组织与程序保障内涵。

三、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法律体系从我国《宪法》文本看，第42条第2款、第42条第4款、第43条第2款及第48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对劳动权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劳动权仅具有纯粹的客观法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权亦具有主观权利功能，从理论上看，劳动权属于社会权，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作为义务予以实现，劳动者为了生命的维系得以向国家行使生存照顾请求权、生活水准提升请求权。

我国《劳动法》第85条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劳动权的保护义务形式——劳动监察，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雇主以及劳动服务组织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即国家对劳动权保护义务应及时，不能延迟，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后来联邦劳工法院亦未在形式上放弃直接第三人效力的见解，转而在判决中认为，基本权利具有一般的价值秩序，这一价值秩序亦适用于私法，并且是经由概括性条款来影响私法，即劳工法院一般先适用民事法来审理劳动案件，而后再审酌，依据私法所得出的审判结果是否合乎基本权利的价值秩序。在审查国家应保护到什么程度时，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17)因此，立法机关的劳动权保护义务并非恣意的，要受社会法治国、劳动权目的价值等的制约。我国《宪法》第44条、第45条规定了劳动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劳动法》第72条的规定，政府对社会保险承担最后的责任，在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有义务对其提供财政援助。从德国法学界的理论与实践可知，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存在密切关联。(13)劳动权实现有赖于立法机关对制宪者规定的劳动权具体化，予以积极构建与维护，促进劳动权的实现。

而国家采取保护措施后，势必同时会对加害人的基本权利造成干预，此时加害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的是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问题。过度禁止是不足禁止的反面，都属于对立法者的形成自由的限制，过度禁止即立法者制定法律以明确第三人权利的界限，超过界限侵害劳动权将受到制裁。

再次，司法受法律约束。因此，司法机关无疑应承担劳动权保护义务。

(15)陈新民著：《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即使在审查国家是否履行保护义务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曾于多数判决中强调，立法者享有广泛的裁量空间。

并积极促成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的衔接，第三人效力乃属于保护义务理论的一种适用情形，其主要涉及法官对法律作合乎保护义务的解释。社会法治国以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实质平等为意旨，除强化传统的干预行政外，还增加了保护行政与给付行政功能，行政机关不再局限于传统自由法治国的消极行政，对劳动权亦承担重要的保护义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当公权力完全未采取任何措施，或其采取的保护措施根本不适当或完全未能达到应有的保护目的时，才算是违反了国家保护义务。这种努力扩大了保护义务的适用范围，重构了第三人效力新的理论框架，使得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在断裂多年后重新出现融合趋势。

而这些纷争促成了宪法学者以保护义务理论重新构建第三人效力理论。亦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履行有限的保护义务，司法权在此功能有限，原则上仅具有事后审查的功能(23)。

不管是自由法治国还是社会法治国，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义务依然在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创制的保护义务框架之内，承担第二位阶义务。在这一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客观的法规范变迁为主观权利。

对于劳动权的保护达到何种效果，立法者被赋予一个广泛的考量、评价及形成的范畴，但亦应接受社会国家原则及国家财经政策的指导。当前，劳动权最大的侵害主体非企业(资方)莫属。

(23)林明昕著：《公法学的开拓线》，台北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五、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之界限(代结语)国家保护义务在于保障存于私人之间的劳动权法益不受侵害，此时国家权力必须采取履行其义务的必要手段及措施，而此时国家面对的是受私人侵害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国家的义务在于防止或制止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侵害行为。然而，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绝非等同的概念，二者亦存在区别。审查基准 传统基本权的首要功能是防御来自国家的侵害，而随着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日益壮大，非国家行为体成为除国家外的另一极基本权侵害源。

第三人效力形成一种加害者—被害者的公民与公民关系，而保护义务形成的则是加害者—被害者—国家即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被害人在基本权利遭受加害人(第三人)侵害后，转而要求国家伸出援手提供保护，此时被害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的是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问题。自由权面向的劳动权主要要求国家不能恣意干预或限制公民的职业选择自由，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能够对劳动权造成侵害的，已不再局限于国家，国家以外的第三人逐渐演化为主要的侵害主体。

笔者认为，劳动权是人们获得生存物质资料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密切相关，亦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25)［德］罗尔夫·斯特博著，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而直至当今，德国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基本权是否具有第三人效力，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效力依然存在争议。国家保护义务从属于国家义务，是国家义务的下位概念。